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影响（广发宏观）-韭研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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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影响（广发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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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30 00:31:32

作者：郭磊

二十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二十大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在范畴上的升华：回顾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发展框架的“两点三段”及各阶段的政策重心。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现代化”，内涵在不断丰富，现代化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两个概念的延续和升华。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增长侧重于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侧重于结构的变化、发展阶段的变化，而“现代化”的内涵则进一步涵盖了两个维度，且包含了其向经济社会其他环节的拓展。中国经济融入WTO后，在发展框架上呈现出两个分界点和三个阶段。2000-2012年“经济增长”是一个核心概念，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围绕需求端的增长，逆周期政策也是围绕增长调整，在上行阶段防止过热，在下行阶段防止下滑过快。2012年前后为第一分界点，2012年-2021年政策重心逐步从强调经济增长过渡向更多强调经济发展。在这十年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围绕供给端的调结构，先后处理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等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第二分界点为2021年前后，“现代化”理念逐步走向前台，政策重心进一步转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在经验上存在欧洲模式、美国模式、东亚模式；在理论上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先发内源性现代化”，欧美经济体大多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类是“后发外源性现代化”，具体的代表性模式又包括拉美的进口替代模式和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欧美经济体是先发内源性现代化的代表，通过历次工业革命，大约200多年走完现代化这一缓慢过程。而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则是后发外源性现代化的两个代表，拉美采用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因违背自身比较优势，城市化走在工业化之前，且过度依赖跨国公司投资，导致经济发展演变为不可持续的“依附性”发展模式，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而东亚日韩等案例则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逐级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两级跨越，顺利完成现代化。但东亚模式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出现。
　　
政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指出“并联式”发展过程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即在并联的特征下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合一，打破线性模式，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因此，从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欧美模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中国“并联式”发展过程，即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此外，从追赶型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尽管中国式现代化与东亚模式类似，主流研究也常用东亚国家对标中国，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东亚模式存在诸多特殊性：由于它起步于转型经济，且属于大国模型，因此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情况；由于其全产业链的特征，更深的国际分工参与，以及自主发展的产业战略，对应其更显著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存在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要求。
　　
在政策框架下，要实现不同于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并联式”发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一个重要手段。“有为政府假说”阐述了有为政府对于转型经济的重要性，即政策可以因势利导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通过理论、实践、制度上的创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下，既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并且也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性，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实现“并联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进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从要素角度来说，中国依旧存在存量人口和全产业链（“超大规模经济体”）、工程师红利（“人才红利”）等内生优势。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念下，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新型举国体制理论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企业盈利曲线的约束。第一，与一般经济体相比，我国存在高存量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具体包括全产业链特征、区域和产业发展的异步性及发展纵深、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第二，教育、科研、企业端研发的累积带来工程师红利优势显著，提升的人力资本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释放；第三，在政策框架下，新型举国体制可以一定程度上突破企业盈利曲线约束。我们理解一则从技术角度，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在关键科技研发领域发挥作用，协同产学研、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二则成本角度，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提供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网络、新型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交易成本。
　　
中国式现代化在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这将带来外延过程、内涵过程两方面的转变，它在本质上是地方增长模型的转变。我们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外延过程是推动经济增长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高技术产业占比；而内涵过程是推动增长模式从传统东亚模式的土地信用体系向产业信用体系的转变，即从“地方政府城建-居民和商业半径扩张-经济活跃度上升-土地增值-通过第二本账实现投资回收”，转向“产业投资及升级-企业价值提升-通过第一本账、第三本账实现投资回收”。
　　
通过理解上述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政策正在推进的转型与改革。一则从土地信用向产业信用转变涉及存量增长模式的转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房地产逐步向“新发展模式”过渡，以及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等；二则可以理解底层要素的转型，比如从土地转为数据，建立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以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三则涉及融资方式的适配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创板、全面注册制等；四则涉及市场主体的改革，提升其未来良性加杠杆的能力。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央国企的“价值创造行动”等，国资委指出，面对蓬勃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标世界一流，国有企业在效率效益、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科技创新能力支撑等方面仍存在差距。
　　
中国式现代化将对资产定价带来三方面影响。第一，从中期看，高质量发展将取代单一的GDP增长，结构弹性对总量弹性将继续存在替代，名义增长弹性可能会有一个收敛，政策的顺周期逆周期特征也会有一个变化，这对于权益、固定收益资产均会带来深远影响；第二，多目标的增长特征下，增长之外的其他主体目标如环保、安全、民生、创新、产业战略、国企改革等可能会在不同时段产生溢价，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对经济和资产的传统认识框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同时，政策的目标是中长周期维度的，对它的理解也不应短期化；第三，在产业政策红利的引导下，产业特征也会从适应于增长、发展过渡向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比如微观主体也会更倾向于从获取商业模式的“低垂果实”的特征向追求“战略果实”的特征转变。
　　
核心假设风险：改革政策推进超预期；外部环境影响超预期；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