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可略过，直接看白话）：

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

白话：

有关官员奏请太后禁止南越国的关市中的铁器输出。

南越王赵佗说：“高帝立我为王，使节往来，贸易不断。现在高后听信谗言，视我南越为蛮夷之国，禁绝物品贸易交流；这一定是长沙王的计谋，他想倚仗朝廷的势力击灭我南越国，统治长沙和南越两国之地，自己立功。”

吕太后为握紧权力，幽死少帝，另立新君。这说明她的权势已经滔天，随意废杀皇帝，没人敢说话。

随后，有关官员请吕太后禁止和南越国做生意，尤其禁止铁器，还有马牛羊之类的牲畜，卖到南越国。

这个“有司请”背后应该有玄机，估计不是有司主动请求，而是经过了吕太后的授意，“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背后是吕太后的意志。

这其实很奇怪，南越国一直很乖，吕太后为什么莫名其妙地突然找南越国的茬？

这得从南越国和大汉的渊源讲起。

南越国是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权，首任国主叫赵佗，曾是秦朝官吏，驻守南海郡（现广东境内大部分地区）。

后来，天下大乱，机智的赵佗把进入岭南的关道给封锁了，然后兼并了桂林郡、象郡，建立了南越国。地图大致如下：

这赵佗是个明白人，对天下局势看得很准，知道秦朝不行了，立马放手单干，没一点心理压力。而且他野心也不大，没想过逐鹿天下，只想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从秦朝灭亡到汉朝建立，中间的群雄并起、楚汉相争，他都没有参与，一直在岭南地区苟着，不凑热闹不惹事，猥琐发育。（不像摇，平秦佐汉有功，混了个侯爵）

高祖三年，刘邦还在跟项羽干架的时候，赵佗已经正式建国称王了。但他称王之后，并没有向外扩张，而是加强边防力量，防止外敌入侵。妥妥的老实人啊。

高祖十一年，刘邦派陆贾通过威逼利诱收了南越国，封赵佗为南越王，自此南越国成为大汉附庸。

刘邦为什么要封赵佗为大汉的南越王？

我认为原因有两点：第一从权谋的角度看，刘邦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异姓诸侯王上，先把这个立场不明，武力值不明的对象争取过来，妥善安置，可以减少隐患，免得南方起火，分散精力；

第二，刘邦还是有一定的政治理想的，就是实现统一。

当时，南越国蛮夷之气尚存，连生于中原长于中原的赵佗也穿上了蛮夷的冠服（赵佗是真定人，现河北正定），陆贾第一次拜见他的时候，他正盘着蛮夷的头髻（jì），陆贾都看不下去了。

而且，这赵佗也是夜郎自大，自比萧曹韩，比完还敢与高祖比较，足见他对于汉朝的一切人事物都不了解。这也证明南越国当时信息之闭塞。

这说明什么？

说明南越国虽然并入了大汉，但它与大汉王朝之间的认同其实很弱，尤其是文化认同。

这真的是两个国家，两种文化，双方之间有短期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而南越国之所以愿意归附大汉，一是因为大汉的军事震慑，二是给了赵佗名唤“南越王”的政治勋章，三是商业往来，主要是大汉卖东西给南越国。（这是眼前的利益）

这就是一次关乎政治和南越国民生的交易。

用大白话来说：南越国愿意并入大汉，一是怕被打，二是互相需要（这更重要）。

这是利益交换：我给你，你想要的，来换你听我安排，不搞事。这种脆弱平衡的基础是利益，绝非认同。

南越国和大汉双方勾兑完毕后，赵佗确实很乖，俯首称臣，从不整幺蛾子。大汉的目的达到了。

这种用利益交换来维持脆弱平衡的方法，算是当时大汉对南越国的基本国策。（成本低）

但是，这种不是基于认同的统一，是虚假的，脆弱的。

利益交换在，南越国确实会乖乖的。但，一旦利益交换没有了，平衡就被打破。

所以，汉廷为了边境安定，政权稳定，怎么地也得像奶孩子一样，继续奶南越国。（花小钱，办大事）

可问题是好端端地，有司为什么要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呢？这不是存心打脸南越国找茬么，是不是脑子抽风，存心给朝廷找麻烦？吕太后又怎么就答应呢？是不是傻？

事实上，只有精明的有司，没有傻傻的吕太后，他们就是故意的。故意逼反南越国，原因是吕太后还想揽更多的权。

之前讲过，吕太后可以随意废立皇帝，可以分封吕氏诸王，可以安插亲信在重要岗位，但这些都是行政权。

吕太后如果想要吕氏权势稳固，甚至能取代刘氏，她还需要军权和财权。

军权财权怎么要最名正言顺？打仗嘛，打仗需要的就是兵马钱粮。

吕太后“同意”与南越国禁市，就是要刻意挑起战争，再派自己的亲信征讨，趁机向朝廷要人要钱，慢慢吃下军权和财权。

这仗一旦开打，要多少人多少钱，朝廷能不给吗？有谁敢反对？都在吕太后手下混成老油子了，都看得出玄机，要反对就是立场不稳，支持蛮夷。

而且吕太后鸡贼得很，拣个软柿子捏。

赵佗是前朝臣子，又“退变”成了蛮夷，既没有宗室背景，也没有勋贵背景，就是一个孤王，所以打他没政治上的压力。

其次南越国，属于边境，远离大汉的经济文化圈，这种地理兼文化上的距离，就体现出了打他的好处：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压力，打他叫排除异己。

最后，南越国相对于来说好打，至少比匈奴好打，人老实，从不在大汉边境闹事儿，就想着从大汉买点铁器牲畜过日子（人匈奴都抢）。

这么好的靶子，不用白不用。所以吕太后就选择从禁市开始，逼反赵佗。讲白了就是欺负老实人。

安安稳稳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赵佗，真是万万没想到，躺着也中枪。（所以不能躺平呀）

得知吕太后禁市，赵佗其实是一脸懵逼的，他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先后三次派人给吕太后赔不是，请求重开关市。

吕太后都没理他，这下赵佗才怒了，索性自己称帝，不再称臣。

但是这样也不能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眼瞅着没办法了，赵佗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顺便找法子弄点刚需品，就找了个借口，瞄准了更软的柿子—长沙王吴芮

如果说赵佗是躺枪，那吴芮就是躺在床底下也中枪。

吴芮真的是又老实又弱小，他是吴王后裔，原本追随项羽，后来改投刘邦。刘邦称帝之后，封他为长沙王。

当时刘邦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另外七个都被杀或被废，唯独长沙王吴芮善终。为什么？就是因为吴芮他实力弱啊。（土地和兵力）

而且在大汉政坛上吴芮也没啥存在感，基本属于放养。但是吴芮理政很好，他的辖区经济条件不错，还算有钱。

因此他成了赵佗的靶子。

赵佗也是老江湖，知道不能真的跟大汉朝廷或者宗室打，既有打不过的顾虑，又有不能把关系完全搞僵的意思，所以就挑个容易对付的，意思意思得了。

只是苦了吴芮。

远在长安的吕太后，看到赵佗上钩了，应该是高兴地不得了，派人进攻南越国去了。

我们看，因为吕太后一个人的起心动念（想篡权），影响到了两个国家和诸侯王。这两位诸侯王都是在王位上安分守己的人，也都只是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但没办法的是，形势比人强。

这种形势，不是他们能控制的。这两个人不管是顺从，还是反抗，结果都大差不差。

比如说赵佗，吕太后禁市，他要是啥反应没有，逆来顺受，吕太后还是会找其他办法，逼他反。可他要是第一时间反抗，那就是着了吕太后的道了。

吴芮也一样，赵佗要对付他，他不反抗，肯定会被抢，反抗了被抢也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实力就摆在那里。

所以，当我又在《通鉴》上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对“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说法，产生了一点思考。

“我命由我不由天”有比较强烈的反抗意味，但有时候，一味地反抗，或许只会更显无力。

“我命由我不由天”，绝不应该是盲目地抗争，更不是缩头认怂，而是在下决心做出行动之前，开眼看清楚形势。撇开形势，盲目地奉行“我命由我不由天”，很可能也行不通。

任何人教唆你用某种单一方法，或是顺从，或是反抗，来应对无常的命运，都是无意义的。必须实事求是，根据形势，结合自己的根本利益，适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为。

就像赵佗的一系列做法，他没有简单的认怂或是反抗，而是选择了一条折中又留有余地的路。最终等到了汉文帝，南越国重新回归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