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可略过，直接看白话）：

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白话：

文帝召河东郡郡守季布来京，想任命为御史大夫。

有人说季布勇武难制、酗酒好斗，不适于做皇帝的亲近大臣，所以，季布到京后，在官邸中滞留一个月，才得到召见，并令他还归原任。

季布对文帝说：“我本无功劳而有幸得到陛下宠信，担任河东郡守，陛下无故召我来京，必定是有人向陛下言过其实地推荐我。现在我来京，没有接受新的使命，仍归原任，这一定是有人诋毁我。陛下因一人的赞誉而召我来，又因一人的诋毁而令我去，我深恐天下有识之士得知此事，会有人以此来窥探陛下的深浅得失！”

文帝默然，面露惭色，过了好久才说：“河东郡，是我重要而得力的郡，所以特地召你来面谈。”

季布，就是那位“得黄金千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季布。史书上，他的名气特别好，也特别响，有信义又忠心。

楚汉争霸的时候，季布是项羽帐下的一员大将，他对项羽是忠心耿耿，每次跟刘邦交手，都是往死里打，所以刘邦每次碰上季布都很狼狈。

后来刘邦干掉项羽，建立汉朝，对付楚军余孽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悬赏千金，要季布脑袋。

不过，等到刘邦找到季布，为了树立忠君的意识形态，也没把他弄死，而是让他做了郎中（皇帝保镖）。

自此，季布走入大汉官场。

季布的官路一直很平稳，基本上换个皇帝，他就换个职位。

高祖时期，他做郎中。惠帝时期，他是中郎将。文帝时期，他当了河东郡守。

这可以解读一下：高祖时期季布能做郎中，完全是因为高祖的政治谋略。刘邦是把他当成了刷声誉，树立忠君观念的工具人。对待这个当年一心要自己命的敌人，高祖会让他做自己保镖，很厉害。

但也仅此而已了，毕竟是曾经的敌人，就算高祖自己愿意重用他，高祖下边跟着出生入死幸存下来的弟兄们，不一定愿意接受。所以，让他做郎中，高祖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惠帝时期，实际掌权者是吕太后。吕太后也是个政治高手，平衡术、拉一打一，玩得一溜一溜。吕太后掌权的绊脚石，是功臣和宗室，季布这个特殊身份的降臣，正好可以拉拢过来打击功臣。

冒顿写信侮辱吕太后，太后大怒，说要发兵进攻匈奴，功臣樊哙支持，各将领都同意。只有季布站出来怒怼樊哙。或许吕太后只是试探，或许樊哙和各路将领都只是畏惧太后，或许大家都只是在演戏。谁都知道那时候打匈奴就是找死，但没人敢说真话，除了季布。

在这件事上，他俨然成了吕太后心里话的传声筒。如果不是太后授权，一个降臣，哪有这种资格和胆量呢？

所以，季布反对出兵匈奴后，吕太后马上罢议，再不提起，功臣们都对季布感到震恐。

这说明吕太后提拔季布的目的达到了。

文帝时期，季布被调离中央，派到地方当了市长。这也有政治大背景原因。当时，功臣主导，宗室协助，一起诛灭了吕氏，朝政大权，包括迎立新君的权力都落在的功臣集团手里，换句话说，功臣成了实际上的“皇帝”。

那时候，他季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降臣，诛吕也没有功劳，最多算一个失去了依靠的中郎将。

之前讲过权力就是要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功臣集团手握大权之后，自然要排除异己，保持对皇帝和皇权的掌控，这是汉初这帮政治家的本能，与道义无关。

所以，大清洗之后，季布这种身份尴尬的臣子，只好被调出权力中心。而且，季布做河东郡守，应该在文帝入主之前，不然文帝巴不得有这么个人杵在功臣们中间，为自己所用。

讲了这么多，我就想表达一个意思：

季布在汉初朝廷的政治阵营，不属于功臣派，不属于外戚派，不属于宗室派，而属于降臣一派。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主动性很低，多数情况下，只是个工具人。

从项羽失败，他被刘邦收编之后，他的政治命运，就被时势所裹挟了。在汉初那种波云诡谲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最大作用，就是被利用，被用来巩固皇权，对付各路权贵。

就像今天材料中说的，文帝把在河东郡干得好好的季布找来，想任命为御史大夫，目的也是想利用季布的政治出身、性格、人望，把他当做对付功臣集团的利剑。

文帝从继位之初，一直在做的事，就是人事调动，找人、拉人、提拔人，想分化功臣集团，形成自己的势力，逐步掌握大权。

而当时的御史大夫又非常重要，负责监察百官，相当于现在的纪委书记、检察长。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如果这位子上的人，跟功臣集团渊源太深，势必达不到文帝要的效果；但如果直接放上文帝的自己人，不仅功臣集团不会答应，还可能引起功臣集团忌惮文帝，导致抱团防御，对皇权形成更大威胁。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放一个资历老、人品好、跟功臣集团和文帝一派渊源都不深，且忠心于皇权或者说只能依靠皇权立足于朝堂的这么一个人。

于是，文帝选中了季布。

所以，季布来到了长安。

但是，季布前脚刚到，后脚就有人向文帝打小报告：“（季布）勇、使酒、难近”。意思是季布不适合做皇帝近臣。

比起季布一诺千金，忠心耿耿，工作上没什么纰漏，政治底色较干净，他这个勇武好酒，实在算不上什么大缺点，只能说是瑜中带一点小瑕，不影响季布做皇帝的近臣。

季布曾做过高祖保镖，当过惠帝的保镖队长，都是亲近之臣，那个时候怎么不见有人说季布的这些缺点？为什么现在有人来说？

原因很简单，这个“有人”后边还有一股势力，不希望季布做御史大夫，但他们又实在找不出什么好理由，只能拿“勇武好酒”说事，就是找茬。

那么，这股势力是哪些人呢？

是功臣集团。

在这之前，做御史大夫的都是功臣，或是二代，现在文帝要让降臣季布做，这不搞特殊化嘛？这与功臣集团的利益不符。

而且一旦季布走上这个位置，他就两种选择，要么得罪功臣集团，要么得罪文帝。他想要立足中央，唯一的选择其实只有亲近皇权，因为功臣们不可能接纳他。

这点，功臣们肯定看出来了，季布回归，意味着对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会以这么无足轻重的理由，来跟文帝“讲道理”。

为什么他们现在敢说呢？因为他们强势，文帝处于弱势。

小报告事件后，文帝暂缓了对季布的任命，足有一个月。这段时间内，文帝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他大概率是在和反对的人周旋，同时也在对季布做一个更细致的摸底。之后，文帝才召见季布，撤销任命。

针对这小段，有观点说：是文帝前期工作不周密，对季布的摸底工作没做好，还有人说文帝没有主见，人云亦云。

按我说，都不对。首先，“勇武好酒”不是原则性的大错，并不对官职任免造成太大的影响，文帝拿季布当剑来使，勇武算是好事，好酒也无足轻重，因为反对派拿不出因酒犯错的案例来；其次，主见这种东西，尤其放在皇帝身上，是要以权力和实力为支撑的，没这两样东西打底，皇帝一意孤行，大概率会被朝中实力派阻挠。

所以，文帝最终没能任命季布做御史大夫，跟季布的小缺点关系不大，只是功臣集团拿来的借口而已，同时，跟文帝有没有主见也没多大关系，就是强势压弱势一头，就是无可奈何，要是文帝真没主见，又何须多等一个月。真正的原因，还是功臣集团比文帝强势，文帝不得不退一步。

而且，我认为文帝还是有主见的，他想任命季布做御史大夫。这件事绝对没错。

当时朝堂上，文帝和功臣集团天然对立，二者对权力的争夺是零和博弈，不存在合作的可能，除非某一方弃权。这会引起一个现象：任何由其中一方主导的人事调动，都会引起另一方足够的警惕，如果这人事调动让一方获利，而侵犯了另一方的利益，那么双方的冲突也会越明显。

比如这次季布拟任御史大夫事件，功臣集团越是反对，就越是证明文帝的这个选择会对他们不利，越说明文帝选择对了。

因为人总是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上说话、做事，当敌我双方有利益冲突，都想争取更大利益的时候，敌人做了正确选择，我们当然要强烈反对，敌人做了错误决定，我们当然要予以支持。不为别的，就是给敌人下眼药，让他们自我削弱。

同样，当对手都夸我们做得对，那大概率是我们错了；当对手谴责我们做错了，那就是我们做得对。（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反人性）

而且，御史大夫就是要不畏强权，敢说敢做的人来当。季布知道自己被遣返，敢于当面质问文帝，提出看法，胆识还是超群的。至于季布说的对不对，这就受限于他站的高度了。

其实，对于文帝来说，季布的话对与错不重要，事实才重要：功臣集团还很强势，阻力太大。

文帝有心无力，就是无奈。

文帝这位弱势藩王上台的君主，面对强势且有拥立之功的功臣集团，在执政之初，就是被压一头，无奈的情况占多数。后来贾谊被外放至长沙事件，也是这么个逻辑，这跟文帝主不主见、得失深浅，关系都不大，是现实如此。

正如标题说的那样：无奈是弱势者的底色，讲道理是实力派的特权。回头看我们屈辱的百年奋斗史，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