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字数：阳明心学
1、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工夫， 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知是行的开端，行则为知的完成，二者互为始末，因此行一件事之前，必先有知，行者必以知为前提。
2、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
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冲漠无朕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乃高广可惧、不正则险；微乃博之不得、隐而不见。道心为本，人心为末，本末一源。此心诚明曰一，微哉微哉而常无，妙哉妙哉而常有；此行中正曰精，体察天地而不偏，接应万事而不殆。此心、此行，抱一弘道，信守中正，允执厥中。
3、“‘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至善就是不但没有恶，连善也没有，唯有事物的本源，自然之本体便是“至善”。明白了“至善”，那么为何在“格物”上下功夫，这段是教人们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事事物物都要顺其自然之规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过，过分的修饰是偏，二者都不能“至善”。
4、“尽心知性知天”是“生之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
5、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
“心本论”的自我诠释，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唐代禅宗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和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并将这些观点上升到心与物、心与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作出了详尽的哲学论述和阐释。
6、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六祖坛经》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譬喻：“世人白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
7、“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格物是诚意的工夫”，王陽明对这种格物致知的功夫，提出了“无事时存善”和“有事时省察”两种方法。前者的主要目的是用加强内心修养的方法去体认天理和良知；后者是强调在为人处世的一切领域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的要求去行事，去贯彻伦理道德。因此，他主张通过“静坐思虑”，在无事时将各种私欲逐渐地克服掉，使心恢复到如水如镜、本体明净的程度。可见，“无事时存善”实际上指的是“反身以诚”的本体印证功夫，是“防于未萌之先”的内求本心的功夫。而所谓“有事时省察”，则是企图通过“声色货利”这些日常事务，去“实地用功”，去体认良知。
“明善是试身的工夫”。在《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活动被演绎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行为，而“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重要环节。王陽明主张在正心诚意（即“格物”）的基础上，发挥人心固有的良知，且服务于“为善去恶”的现实目的。
“穷理是尽性的工夫”。朱熹认为，人心包含有万物之理，但人心不能直接认识心中之理，而必须借助于格物，通过认识具体事物才能穷理。因此，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王陽明则批判了朱熹这一“即物穷理”思想，认为朱熹是“析心与理而为二”，把心与理分开，降低了心的作用，从而使当世理学家养成了“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言行不一，空谈义理的锢疾。因此，他教学生要懂得“心即理”的含义，尽在“心上做功夫”，去掉私欲而正其心，居世处事皆合乎天理。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陽明先生出生于朱学全盛时期，起初他以虔诚朱学信奉者现身于世；然而不久之后，便对朱学产生诸多疑窦，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终于开悟了，于是便自立学说，倡导心学。由此可见王陽明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独具见地的真功夫。
“博文是约礼的工夫”。王陽明认为明代中叶的社会政治危机是因为圣学不明，人们不能信守礼约。因此，他一生以弘扬圣学为己任，怀着“辅君淑民”的抱负，讲学不辍，所到之处，成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创“书院”。同时，他还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是学者的“教条”和准则的思想。
“惟精，是惟一的工夫”。王陽明说：“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意思是说，只有精通圣哲的经典，上述先贤的天理，并以此去教化人民，才能使人心一致，国家统一，社会进步。
8、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
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