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经济长期潜在增速下行，不做资本开支、多分红、能够长期慢慢涨价的现金流资产受益。巴菲特去買日本企业就是这个思路，对应国内的资产就是各类国企，如高速公路、港口、能源，电信运营商。 

2、央企改革，一利五率要求，PB修复以实现再融资功能，为地方ZF债务纾困。对应的就是各类中字头PB修复，以及国有大行、部分涉地方责业务较多的股份制银行估值修复。 

3、美欧银行业危机后，即使短期不出现金融风险，银行自发去杠杆也必然发生。而在这个去杠杆过程中，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很大。一方面这会成为经济的拖累因素，影响大宗商品需求；另一方面这也会限制大宗商品生产商的产出，因为怕需求不好会主动限产，更会因为担心银行贷款风险而采取现金为王策略。因此经济下行+大宗商品供给长期受限，共同指向的就是“滞涨”风险，因此利好大宗商品企业，如能源、金属类国企。 

4、因为西方经济体的经济下行风险与长期地缘矛盾，一带一路出口贡献的经济增量是显著的，这类似于去年的油运景气度，地缘格局变化带来的价值量重估。很多一带一路项目营建单位订单非常旺盛，这也解释了那么多的社融究竟用哪里去了：央企接单外需项目，去银行贷款，然后排班生产。

5、还有一种不便明说的估值逻辑，那就是買入计划经济类央企，回避美欧体系主导的，全球化价值分配的企业